撰文：朱順慈（1993年畢業）
（本文輯錄自《鏗鏘一千1978-2003》 特刊，由朱順慈於2003年編輯成書，原文為朱撰寫蕭景路的人物專訪，標題為編者加上。）
「作文寫『我的志願』時，我會寫記者。」蕭景路說。
「我小學時已很喜歡看電影，那時我愛收集明星雜誌，又會到當時的油麻地戲院看戲。升上中學後，或者因為學校有少少「左派」成份，學生很積極參與學校和社會工作，我和同學常常結伴到普慶戲院看電影，由那時候開始，自己便相信人一定要服務社會。作文寫『我的志願』時，我會寫記者，覺得這是最理想的。」理想和現實之間，有時會鬧意見。立志成為記者的蕭景路預科成績不太好，幾乎跨不進大學門檻，後來獲中大英文系取錄，讀了兩年，一番周折才如願轉到新聞系。
『從九龍城坐車到鰂魚涌，居然沒有故事？』當時蕭在《南華早報》實習時的新聞編輯Kevin Sinclair總會質問她。
「暑假，我在《南華早報》實習，當時Kevin Sinclair 是新聞編輯，我跟了他兩個月，最需要學的都在那時學了。最初幾個星期覺得工作沒有甚麼刺激，直到一個星期天，那天所有突發記者都放假，發生了一宗巴士車禍，Sinclair便叫我到伊利沙伯醫院看看有甚麼故事。到了醫院，傷者都急救去了，要問資料卻誰都不理我，很凄涼。正發愁找不到故事，遇上巴士稽查，他可能見我可憐，便帶我去見那個出事的巴士司機，我興奮到不得了，訪問完立即打電話給Sinclair，他卻輕描淡寫，一句『有甚麼大不了（No Big Deal）！』便叫我返公司。雖然他沒有開口讚我，但卻讓我的名字出現在報導上（By-line），這是我第一個 bylined story。」
「Sinclair 第一次認真讚我，在我寫了第一個詳盡的人物特寫之後，主角是三藩市華裔女議員，在特寫中我說『三藩市未來市長訪香港』。Sinclair說故事寫得很好，對我當然是很大的鼓舞。」
「那時天天上班，他總會問我有甚麼故事？我總是說不上。他嘀咕： 『從九龍城坐車到鰂魚涌，居然沒有故事？』這幾乎成了他的『金句』，就是這『金句』提醒我觀察最重要，身邊故事其實多得很，問題是你有沒有留心罷了。」
蕭景路中大畢業後做過兩份工，其一是麗的電視英文宣傳主任。後來，拿了獎學金到夏威夷唸碩士。那年頭，教育電視方興未艾，蕭關心教育和媒介，於是專門研究。回港後，她一心想從事教育電視工作，寫了兩封求職信： 一份是天主教區視聽中心，一份是香港電台教育電視。前者沒覆，後者又說沒有空缺，結果轉了去公共事務組見工。《鏗鏘集》第一任監製倫紹銘正在籌備開播，節目需要助導，於是蕭景路77年底加入團隊。
「現在想起做助導的日子，真是不識死。」
「我記得拍過一集講滑板的《一板風行》(1978) ，要拍一個汽車撞倒滑板少年的鏡頭（註： 當時《鏗鏘集》仍然是半真半戲的電視製作），我便駕了爸爸的老爺車來，還親自開車，真夠膽！現在有同事這樣做，我想我會反對吧。」
「我們都說拍紀錄片，但紀錄片是甚麼，其實不甚了了。」蕭景路回想早期的《鏗鏘集》如是說。
「初期的《鏗鏘集》題材廣泛，注重資料性，『場內場外』(1979)，講馬場種種，現在回想其實沒有甚麼中心思想，但當時觀眾受落，覺得資料豐富。至於表達手法，節目早期用大量旁白，而且很多Wallpaper（牆紙），主要為配合旁白的畫面，少用被訪者的話，也很少由個案親身訴說自己的故事。 」
「拍『城寨』(1979, 蔡繼光導演)，我們找來一個演員，由他帶領觀眾認識城寨。當時我不同意這個手法，但又說不清楚問題所在。因為真實性問題，我們討論過是否找城寨居民出鏡，但又怕不連貫。⋯⋯為什麼紀錄片又紀錄又演戲？之後，我越來越少用這手法，以至後期完全不用，採用純紀實手法，這轉變在其他導演作品也看到。對於真實的堅持，日子久了，大家越執著，有時因為拍攝跟不上而失了必要的畫面捕捉，導演會為要否著當事人做 一次而躊躇。」
「我拍『廟街行』（1982， 獲亞太廣播聯盟電視大獎）在廟街成功訪問了一個妓女感到開心，跟攝影隊吃飯時，攝影師卻懷疑妓女的話來，質疑她的話只不過是迎合傳媒。我還記得當下那感覺，所謂真假，並不是那麼容易看穿。眼前的事是真是假？如果是人物故事，當事人是否在說真話，很大程度取決於導演的掌握，但當事情涉及社會議題，導演便需要從不同角度去檢視，呈現不同立場，最後觀眾是否相信個別立場和觀點，應該留給觀眾而非導演去決定。」
1985年蕭景路正式出任《鏗鏘集》監製，負責為節目把關，對真假、公正、客觀持平等等，有更深等體會。
以偏蓋全，還是見微知著？
「我85年開始做監製以來，遇上不少挑戰。當年我們拍了兩集『私校』（1985），同事拍到一些私校內部的情況，顯示了私校的質素問題，我們又訪問到相關人士，但節目出街後，某些教育團體和教育署都有話說，節目無形中成了磨心，有人批評我們『以偏蓋全』，事件後來還鬧上電視新聞。」
「怎麼辦呢？我們收到指示要繼續搜集資料，回應『以偏蓋全』的批評。結果一組人跑遍全港私校拍照，找來更多資料，最後我們開了個攝影展，召開記者會，公佈資料。那時我大住肚子，壓力很大，但為了澄清批評，也得支撐。」
「大抵由那時開始，節目越來越尖銳，也越來越多人用『以偏蓋全』來批評我們。老實說， 一個電視節目，只有廿二分鐘，沒有可能把每一個細節都說清楚，社會事件這麼複雜，能夠處理的面向著實有限，所以我們要好清楚表達給觀眾知道這個限制。很明顯，製作人亦很難做到完全沒有立場（註： 後來，她也說過拍紀錄片沒有自己的角度和立場，『各打五十大板』其實很懶，也不好看。），我們了解自己的局限，但無論如何，在製作過程中，我們提醒自己傳媒的責任，盡力符合公正，平衡和客觀的原則。雖然最終還是不能絕對全面，但終究也不是單純的『以偏蓋全』。⋯⋯過程中，不但製作人要成長，觀眾也要一起成長。」
電視製作，團隊至上。
「有一段日子，找誰旁述是導演視乎題材，各施各法。後來定了用劉家傑，很多觀眾真的以為稿是劉生寫的。事實上一稿要過劉家傑的關也不容易，他真的會給你推敲用詞的。劉生是性情中人，他做人很有原則，他對我的成長有很大影響。他會對節目和同事提很尖銳的意見，他的意見非常重要。」
「我做導演時，對助導要求很高，但做監製久了，我變得包容了，更關心如何發掘每個同事的潛能。做一個領導者，要有胸襟接納別人，你不可能要求每個下屬都跟你一條心，在《鏗鏘集》，我更注重培養同事，而不是一不合適便把人踢走。」
「我很感謝這些年來《鏗鏘集》的同事，他們已成為我生活一部份，到要分別時，我一定會不捨得，一定會失落。老實講，對年資較輕的同事，我覺得他們更像是學生，我很想將自己所獲得的都教給他們。」
「廿多年過去，節目仍然很有動力，我從每一集每一個導演身上學了很多新事物，每次都有新的驚喜，一個好導演應該是一個說故事的能手。《鏗鏘集》最與別不同的是，它每星期都給你新的、不同故事。」
（後記： 蕭景路03年提早退休，離開港台，當時是執掌整個教育電視的主管。蕭退而不休，續在浸大電影系和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紀錄片，期間也到中小學辦傳媒教育。她形容那一段日子，常常拖著一個小行李箱穿梭於學校之間，很忙碌也很充實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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